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中的民进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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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出版工作有些成绩，然而是散漫的，没有计划的。这一回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开个头，研讨分工、合作、专业化种种问题，这才使出版工作有了整体性跟计划性。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版工作的成绩一定会超过以往多少倍。”
——叶圣陶
“人民不但要吃、饮、住、衣，来维持身体的健康，还需要优良的‘精神食粮’来增进精神的健康。所以出版者应尽力出版真正滋养精神的好出版物，并把它们运到读者面前供他们阅读。”
——周建人
叶圣陶开幕致辞
《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纪念刊》“重要文件”部分首篇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作的开幕辞。他说，会议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把全国的出版工作做好”。
叶圣陶说：“为了出版工作开这么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是个创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可能开这么样的会议。惟有在人民取得了政权，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才可能开这么样的会议。”
在列举参加会议的各方面的代表之后，叶圣陶表达了“感激又兴奋”之情。他说：“出版工作是一项非常繁复的工作，要把出版工作做好，非请这么多的人聚在一块儿，好好的（地）讨论研究不可。”
他阐述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出版总署在成立十个多月来就此进行的调研情况，认定了“大体的方向”，就赶快会集大家来讨论，请大家修正和补充。“用一句话说出来，就是：全国图书杂志的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统筹兼顾，分工合作”，“这样才是新民主主义之下出版事业的方向”。叶圣陶说，“认定这么样个方向，为的是为广大的读者群服务”。不但要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还要在发行方面开“一条新途径”，进行宣传和推动，“不单叫要读书的人有书读，还要叫不读书的人乐意读书；不单叫人读了书就完事，还要叫人乐意批评，随时对出版家提意见。换句话说，就是把发行工作的重心放在读书运动上，想尽种种办法让不读书的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读了书的善于读书”。此外，还要减轻读者负担，降低书价，必要的时候，补贴有组织的读者。
“我们希望各部门政府机关、各个人民团体和学术团体都来关心出版事业。出版事业是一种有力的宣传教育工具，不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应当充分运用这种有力的工具。”叶圣陶表示，希望新闻界加强对出版物的宣传和批评，在发行方面，希望交通运输机构、邮局、合作社予以协助。
叶圣陶特别看重著作家的作用。他说：“著作家编稿子、写稿子、翻稿子，他们的脑力劳动是做好出版工作的决定因素。”他特意对著作家喊话：“我们需要大量的稿子。再说一声，出版界需要大量的稿子。愿意全国的著作家都听见这句话，慷慨的（地）兴奋的（地）提起笔来，为广大的读者群，也为整个的出版界。只要你们的稿子有益于人民，谁都乐意保证把它出版，把它大量的（地）推销。”
他还说：“在过去旧中国著作家和出版家曾经有一点对立的情形，好像著作家多少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出版家不能不当个剥削者。现在社会转变了，情况也就不同，出版家为了认真做好出版工作，都愿意尽可能的（地）尊重著作家的利益。尊重著作家的利益不但不妨碍出版事业，并且是推进出版事业的重要关键。”
为此次会议做准备，出版总署召开了多次工作会议、座谈会，阅读了100多份报告。叶圣陶说，这些座谈和报告“反映非常之好，叫我们感觉我们认定的方向大致没有错儿，叫我们感觉本来散漫无组织的出版界已经在那里准备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的方向走”。
在总结中，叶圣陶说：“出版工作是文化事业，同时又是工商事业。因此，凡是工商事业方面的问题，如公私兼顾与劳资两利，这一回我们也要谈。兼顾与两利并不是为了照顾其中的一方面，救济其中的一方面。为的是双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必须讲兼顾，讲两利，才可以各得其所，才可以把力量尽量的（地）发挥出来。”
最后他勉励大家：“会议不过是个会议，有了很好的决定和决议，还得把认真的干紧紧的（地）跟在后头。我们认真的（地）干吧，全国广大的读者群和著作家正等着我们！”
民进出版群英荟萃
此次会议，中央及全国六大区公私出版、印刷、发行业，以及期刊社、行政、工会、人民团体、书报摊贩等300余人参会。来自中央政府及全国性人民团体的代表中的民进前辈以在出版总署工作的为多，除了叶圣陶、周建人两位副署长外，还有徐伯昕（总署办公厅副主任），他是大会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在预备工作上作《筹备工作报告》；傅彬然（编审局第四处处长）是大会出版组副组长，他在分组会上作《目前出版业概况》的报告。此外还有甘柏林（出版总署专员）和董秋斯（翻译局第四处处长）。来自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主要是曾在生活书店工作的程浩飞（总管理处秘书室主任）和薛迪畅（发行部副主任），程浩飞担任大会秘书处总务组组长，王仿子（出版部秘书室主任）列席，和出版总署一样，联系地址都是“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中央机关的代表中，还有来自教育部的余之介（中教司编审）。
在华北区的代表中，冯宾符作为世界知识社的总编辑出席会议，他是公私合营代表；私营代表中，则有张振铎（天津文化书局）；特邀代表中，有许广平（政务院副秘书长）、郑振铎（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林汉达（燕京大学教务长），他们都和出版界有很深的渊源，郑振铎和许广平在会上作了讲话。
华东区的代表中民进前辈更多，有方学武（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副主任）、毕青（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经理），他是公私合营代表；私方代表有吴朗西（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俞鸿模（上海海燕书店经理）、唐弢（上海出版公司董事）、唐锡光（开明书店出版部主任）、谢仁冰（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经理）、严幼芝（龙门联合书局总经理）、徐调孚（开明书店生产部副主任）、卢文迪（新中华半月刊社主编）等人；特邀代表中有金兆梓（中华书局编辑所副所长）、顾颉刚（大中国书局总经理）。他们纷纷带来出版的书籍参加大会举行的“出版事业展览会”。顾颉刚还提出了《请新华书店对于著作家自印书籍予以特别便利案》提案。在大会出版组的四个小组中，唐弢担任第二小组组长，谢仁冰担任第四小组组长；方学武为行政组副组长。唐弢在会上作了发言。1950年9月22日的《光明日报》还专门将龙门联合书局作为专业化的典型范例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来源：《中国新闻》报，作者吴宏英系民进中央研究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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